纺织巨子刘国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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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87年春天,刘国钧出生在江苏靖江县祠堂镇的一个读书人家。他的父亲是一个穷秀才,一直考不上举人,只好在家乡当私塾先生,教书糊口,家中经常是顾得上吃顾不上穿。刘国钧7岁那年,正当青黄不接的春天,家中又揭不开锅了。父亲再也承受不住贫困的沉重压力,精神崩溃,成了疯子,连书也教不成了。养家糊口的重担落到了母亲肩上。母亲是个好强的女人,她要小国钧照顾好父亲,就到外面给人家当佣人去了。

  父亲的精神病时好时坏,清醒的时候也知道煮点东西吃。一旦发作起来,小国钧便吓得只好逃到街上去。7岁的小国钧已经懂得了生活的艰辛,他也学着邻居的样子,用一条白布带扎在短褂上,贩点水果、酒酿在街头叫卖,挣一点钱帮助母亲。母亲不忍心让这么小的孩子就背负起生活的重担,在邻居的资助下,把小国钧送进了私塾。可是一年没读完,小国钧就因为饥饿不得不丢开了书本。

  1900年,14岁的小国钧被送到县城一家酿酒的糟坊去当学徒,他实在忍受不了那繁重的劳动和恶劣的环境,终于逃回家中。按照当时的规矩,学徒3年,是不允许半途中断的。糟坊主人追到他家中要人,吓得他躲在舅母家不敢出门。还是邻居赵大叔同情他的处境,推荐他到常州奔牛镇上的刘吉升京货店当学徒,并且借10块银元给他做路费,刘国钧才得以开始新的生活。

  奔牛镇地处沪宁铁路线上,南临太湖,北靠长江,中贯运河,交通便利,商业也就相当发达。刘国钧一心想好好学习做生意的本领,将来能多挣点钱养活父母,可是这家京货店因为经营不善,第二年就倒闭了。幸亏老板没有忘记勤劳能干的刘国钧,特意将他介绍到元泰京货店去当学徒。刘国钧起早贪黑地为老板干活,也学到了不少做生意的经验。转眼间3年过去了,刘国钧学徒满师,老板正式录用他做店员。刘国钧能凭自己的双手挣钱了!他想到的第一件事,就是积攒起10块银元,买了一份礼物,回到家乡去感谢赵大叔的恩情。然后,他便将在外乡做佣人的母亲接回家,对父亲说:“现在我能够挣钱养家了。”邻居们都羡慕地夸奖他:“国钧真是个孝子啊!”

  刘国钧20岁那年,和同乡鞠秀成了亲。肩上的担子更重了,刘国钧的志气也更大了,他决心自己开一家京货店。经过这几年的磨炼,他已经逐渐掌握了京货店的经营诀窍,与常州等地的批发商也有了较深的交往;他善于观察和揣摩顾客的心理,进的货总能很快销出去……这都证明他完全有独立开店的能力。但是,开店得有一大笔本钱才行,从哪里去找这样一大笔钱呢?

  他决心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攒这笔钱。

  当时还是清朝,男人也流着一根长辫子。刘国钧注意到,江南人总喜欢用五彩的辩须扎辫子,他灵机一动,便买了丝线回家,让母亲和妻子编织成扎辫子的须带,由他带到奔牛镇去卖。这项生意本小利大,一年下来,刘国钧净赚200银元。与此同时,他替元泰京货店到常州等地进货,批发商们为了拉生意,私下答应按进货金额付给刘国钧一定比例的回扣,一年下来也有200银元。他与朋友们在一起搭了个银会,他中奖又得了200银元。刘国钧就像母鸡孵小鸡一样,硬是一点一滴地积攒起了600银元。

  1909年,雄心勃勃的刘国钧与一姓华的同乡合伙开了一家和丰京货店。他看准了当时染色布的利润大,就设了一个土染坊,从外地买进白坯布,自己加工染成青布和黑布出售。由于品种多、花色全,生意越做越大。在全镇7家京货店中,和丰京货店后来居上,成了最大的一家。可是那个华老板,却迷上了鸦片和赌博,为了还赌债,他硬要把自己那份股金让给刘国钧。这样一来,两个老板成了一个老板,生意做得更加顺手。刘国钧于脆把父母和妻子都接到奔牛镇,生活上方便了,生意上也多了帮手。

  转眼到了1911年,辛亥革命爆发了。上海、南京一带炮火连天,常州局势也很不稳定。奔牛镇上人心惶惶,许多店铺关起门不敢再做生意。刘国钧的父母也提心吊胆,问儿子要不要停业。刘国钧仔细盘算着:几年来好不容易挣起的这一点家业,万一毁于炮火,当然很可惜;但眼前的情况,战争毕竟还没有打到奔牛镇,这时候谁敢冒风险,谁就可能赚大钱!

  他决心冒一回险。他和家里人将500块银元埋在地下作为后路,然后照常开店营业。一时间全镇的生意,都集中到了“和丰”一家店里。到了冬天,常州的批发商害怕战乱,也将部分存货寄存到刘国钧的店里。同样因为怕打仗,不少农民纷纷把子女的婚嫁日期提前了,可是到处买不到做嫁妆的衣料,最后都找到刘国钧的店里来。“和丰”的布匹销售一空,刘国钧又去劝说常州的批发商,要他们将存货折价卖给“和丰”。批发商要现钱,买布的农民只有稻子,刘国钧只得以“和丰”店作抵押,先把货弄到手,待卖掉稻子再还钱。当时秋收刚过,粮贱银贵,一担稻子只能卖到一两半银子;可到了第二年春天,粮价涨到每担三两银子!刘国钧顺利地卖掉了稻子,还掉了货款,还从中赚到了巨大的差价。到年底一算,“和丰”店的净利高达5000银元!刘国钧又买下了一家倒闭的京货店,改名为同李京货店。到1914年,赤手空拳进奔牛镇的刘国钧,已经拥有两家京货店,成了一方闻名的富户了。

  这时,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。西方帝国主义顾不上对中国的经济侵略,使中国的民族工业有了一个发展的机会。江浙一带更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中心。原本就从事布匹印染的刘国钧,看准了这是个千载难逢的良机,毅然弃商从工,请结义兄弟蒋盘发邀集常州工商界人士,集资9万银元,组成大纶纺织公司,由蒋盘发担任经理,刘国钧任协理。办事稳重的刘国钧,虽然手中有资本3万银元,但只投资了1万,留下了万一失败的退路。

  1916年,大纶纺织厂开工投产了。新办的工厂,技术力量薄弱,碰到难题就无法解决。刘国钧决定亲自到上海去,设法学习一些新技术回来。可是,上海的纺织厂虽多,却都十分保守,根本不允许别人进厂学习。上下班的工人,都穿着厂里统一的“号衣”。刘国钧急中生智,找到了英国商人开的怡和纱厂的一个工人,坦率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,要借他的号衣用。那个工人同刘国钧谈得很投机,便答应下来。第二天,刘国钧就穿上号衣,代替那个工人进厂上班。他一边同别的工人一样操作,一边偷学技术,一双眼睛一刻都没有停过。没过几天,这个勤劳好学的工人就引起了英国职员的注意。两个英国职员叫住刘国钧,一查问,发现他不是本厂工人,便要把他抓走。幸亏周围的中国工人帮忙,刘国钧才能趁乱翻墙逃走。然而那个借号衣给刘国钧的工人,却被英国商人打得遍体鳞伤。刘国钧知道后,立即为受伤的工人联系医院,并承担了全部医药费。这位工人伤好后,基于爱国热情,就主动邀集另一位技术工人,利用星期天赶到常州,帮助大纶厂解决技术难题。

  由于刘国钧管理有方,大纶纺织厂投产当年就盈利,第二年盈利过万,第三年的发展势头更好。可是常州一批股东,这时不但不感激刘国钧这个有功之臣,反而想排挤掉他这个外乡人。刘国钧愤而辞职,收回自己的1万元投资,只将盈利部分留在大纶厂作为股金。朋友们都为刘国钧抱不平,刘国钧却说:“我在大纶厂学到了一套办厂的本领,投资又如数收回,等于一文学费没花,这是我平生最便宜的一笔交易。”

  1918年,精明强于的刘国钧决意独资办厂。他购买了80台布机,自己任经理,让母亲管理摇纱,让妻子管理布机兼烧饭,一家人齐上阵,办起了“广益布厂”。虽然设备落后,资本微薄,但他狠抓设备的保养和维修,努力提高工人的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,第一年就盈利3000银元。到1923年,他凭广益布厂积累的利润,创办了广益二厂。它是当时常州最大的染织厂。

 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,外国资本和商品大量涌入中国市场,使我国的民族工商业再次面临严峻的局面。为了确保广益厂的生存和发展,刘国钧一面努力学习国内外同行的经验,一面加强对国内外市场行情的了解,以决定工厂的经营方向。1924年,刘国钧和友人一起,专程到日本考察,研究日本发展工商业的经验。他发现,日本工厂的优势在于成本低,而降低成本的关键在于科学管理和精简工序。回国后,刘国钧综合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,果断地决定改变“广益”的生产方向,由原来生产斜纹布和白平布,改为生产蓝布、绒布、贡呢、哔叽等色布,避开与其它厂的重复。与此同时,他又大力进行技术改造,淘汰旧设备,采用先进工艺,减少工序,降低成本,大大提高了利润。“广益”生产的各种布,在南京举办的中华国货展览会上一举夺得优等奖,使一些资金雄厚的纺织厂也不得不佩服。刘国钧所采用的产品商标也很有意思,一个叫“蝶球”,图案是大小蝴蝶飞舞在地球之上,寓意是“无敌于天下”,因为上海话“蝴蝶”与“无敌”发音相近;另一个叫“征东”,图案上薛仁贵横刀立马,寓意是“征服东洋货”,显示了刘国钧要同洋货一比高低的志向。这两种商品的质量都很好,不仅在国内市场站住了脚,而且还销往国外。

  刘国钧的广益厂蒸蒸日上,赶走了刘国钧的大纶厂却江河日下,几年来连续亏损。负责人丧失信心,不得不出卖产权。

  刘国钧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经过谈判,大纶的出让价商定为40万银元。当时大给的股东,都想早点摆脱这个倒霉的厂,见有人肯出钱接收,纷纷要把股本提走。可是刘国钧一个人也拿不出这样一笔巨款,他先在大纶的原股东中做工作,使一些赔了钱不甘心的股东,决心同刘国钧一起再搏一搏,没有退股;接着又招募到一批新股东。这样他成功地接下了这个厂,改名为大成织染股份有限公司,刘国钧自任经理。

  可是这个半死不活的厂,资金缺乏,机器残旧,一时难以投入生产。刘国钧想,古人说,“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”,要把事情做好,没有好的设备是不行的。所以他以工厂地皮作抵押,向上海银行贷款40万银元,大刀阔斧地整修设备。该修的修,该换的换,该拆的拆,半年时间用去了20万。股东们纷纷议论,认为开销这样大,将来收不回,岂不是大家又要赔钱?有的人就来对刘国钧的办厂方针进行干涉。刘国钧信心十足地对股东们说:“诸位不必担心,资金不够,可以从我的广益厂周转。谁害怕投资亏损,可以不算入股,算存款在大成,到时候本息照付,决不赖账!”股东们见刘国钧这样有把握,又想到他经营广益厂确实有一套,才算放了心。

  有了好设备,还要有好的操作人员。过去大纶厂亏损严重,就是因为产品质量不过关。大成开工以后,又出现了棉纱质量不合格的问题。刘国钧非常焦急,日夜在车间里摸情况,却找不到改进的办法。于是,他不惜重金,礼聘国内著名的纺织专家陆绍云工程师进厂。他将陆绍云的年薪定为5000银元。而当时一担米才值三四元,等于陆绍云每天能拿到好几担米,有人觉得付的代价太高了。刘国钧却说:“我宁可以100元的月薪用一个能人,也不愿以25元的月薪用4个庸人。像陆总这样的专家,一个人就抵得上我们所有的人。”

  陆绍云果然没有让刘国钧失望,在他的指导下,棉纱质量很快就达到标准。工人的操作水平也提高了,产量不断上升,生产走上了正轨,第一年就盈利10万余银元;第二年又大获厚利,除了发放股息、红利外,还净余50为银元。股东们一致同意将这些钱全部作为投资,公司的资本猛增到100万银元!

  刘国钧从经营“广益”的时候起,就认识到人才的重要,他常说:“既懂经营管理,又懂技术,是一等人才;懂管理不懂技术,是二等人才;懂技术不懂管理,是三等人才。”并且以此为标准,量才录用。因此,他很重视人才的培养。随着“大成”的发展,厂里招收了大批青年员工,分别加以培训。其中稍有文化的女青年千余名,开办养成工班,培养挡车工;小学毕业生百余名,开办艺徒班,培养机工;初中文化的青年四五十人,开办练习生班,培养初级管理人员。所有的学员全部是考试录取,不徇私情。学员一律住在厂里,白天跟班实习,晚上读书,学习纺织、数学、绘图、外语、语文、算术、机械维修等知识。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厂里的骨干。刘国钧还规定,练习生班可以自由报考,优秀的毕业生可以由厂里保送出国留学,因此有效地调动了广大青年学文化、钻技术的劲头。刘国钧虽花费了不少投资,但工人提高技术为工厂所带来的收益,是难以统计的。当时人们都赞叹刘国钧有远见。

  为了集中精力发展大成,1932年刘国钧向股东大会提出,把自己独立经营的“广益”和“大成”合并,免得自己再心挂两头。“广益”是刘国钧的“聚宝盆”,每年至少有几万元的净利润,刘国钧肯这样做,股东们当然非常高兴。这样,“大成”共拥有纱锭2万余枚,线锭近5000枚,布机640台,染整设备齐全,资本140万元,职工达2500人,年产值450多万元。一个年年亏损的企业,到刘国钧手中,短短3年中,就发生了这样神奇的变化!刘国钧常常以这样一句话鞭策自己:“日日行,不怕千万里;常常做,不怕千万事。”他就是以这样脚踏实地的精神,不断追求更新更高的目标。到1936年,大成公司的资本增加到了400万银元。刘国钧在事业上的兴旺发达,引起了国内经济学界的重视,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曾赞叹道:“像大成这样,8年增长8倍的速度,在民族工商业中实在是一个罕见的奇迹!”他认为,如果不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发生,大成公司完全可以发展成与日本纺织业相抗衡的强大对手。

  刘国钧办工厂的诀窍,是著名的“三个一点点”:“质量好一点点,成本低一点点,价格高一点点。”他在点点滴滴上下功夫,绝不放过经营管理中的任何一个环节。为了提高产品质量,他十分重视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,将日本纺织业作为自己赶超的对象。1932年和1934年,他两次去日本考察,甚至像当初在上海怡和纱厂那样,亲自偷学丝绒和灯芯绒的生产窍门,终于开创了民族资本工业中成功生产丝绒和灯芯绒的先例。同时,他也十分注意提高工人的劳动积极性。他深知先进的管理方法对企业发展的作用,所以坚决废除了传统的封建工头制度,聘请专家管理工厂,建立了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。他定期召开管理会议,每次都请各厂厂长和工程师参加,鼓励大家反映问题,发表意见,集思广益,使整个公司的工作能很好地协调起来。

  刘国钧在他作的厂歌中写道:“提倡国货,对外竞争,出品力求精,成本力求低,挽回权利,富国利民。”在对工人工作严格要求的同时,刘国钧也能关心工人的福利。大成公司不但工资比同行要高一些,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工人的生活,培养工人以厂为家、以厂为荣的思想。他建造职工宿舍,办起职工食堂、商店、保健站、小学,工人看病免费,职工子女上学可以领到补贴;厂里还举办青年集体婚礼,甚至购地建公墓,建造“功德堂”,为亡故职工举行追悼会,将对企业有功者的骨灰送入功德堂,立碑纪念;每逢年节,刘国钧都要宴请职工,并挨桌给大家敬酒……在当时的企业中,像这样对职工的生老病死都给予关心的,确是凤毛麟角!刘国钧常对工人说:“我们厂就是个社会,进了厂就要安心在厂里,吃在厂里,住在厂里,生活在厂里,老在厂里,安葬在厂里。”他这样说了,也这样做了,所以当时的大成公司,对工人确实很有吸引力。

  1936年,刘国钧正好50岁,这年清明,他回老家扫墓,并应邀对全镇父老和学校师生发表演说。家乡的老年人还记得刘国钧当年流落街头卖水果、酒酿的情景,如今他却成了全国闻名的大富翁、大企业家!天真的学生们问刘国钧最大的快乐是什么,刘国钧不假思索地回答:“是办厂。办厂是我最大的爱好,我一有钱就想着要再多办一个厂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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