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船王卢作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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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93年4月14日,卢作孚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北门外杨柳街曾家祠堂的一户贫苦人家。他的父亲卢茂林为了养家糊口,长年累月在外面贩卖麻布,被当地人称作“卢麻布”。尽管父母辛辛苦苦,家中的生活仍然十分艰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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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作孚从小就酷爱学习,很想能进学堂念书。父亲因为吃够了目不识丁的苦头,所以咬紧牙关,一家人节衣缩食,把卢作孚和哥哥卢志林送进了学堂。小作孚非常高兴,学习也很刻苦。然而不幸的是,不久以后,小作孚忽然生了种怪病,浑身发烧,四肢无力。家中无钱请医生,母亲只好自己采来草药为儿子治病,哪知药不对症,药汁入口,小作孚竟成了哑巴!命运的残酷打击,使得卢作孚在小小年纪就懂得了生活的甘苦。哥哥十分心疼这个用眼睛说话的弟弟,每天放学回家,都要把当天学到的知识讲给小作孚听。  

两年以后,一个明媚的春日,可爱的燕子飞进了卢家来筑窝。小作孚高兴地追着燕子玩耍,一不小心,重重地摔了一跤,没想到这一跤竟摔出了奇迹,小作孚居然能开口说话了!他回到了久违的学堂里,在14岁那年,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。然而,由于家庭的贫困,他只好再一次离开了学校。  

第二年,家中的经济情况稍有好转。卢作孚向父亲提出继续读书的请求,父亲同意了。15岁的卢作孚只身来到省城,进成都补习学校自修。他以惊人的毅力,仅用几个月的时间,就学完了中文版的数学;为了学习英文版的数学,他又奋力攻读英语,从此踏入了高等数学的大门,并且将学习心得和解题方法等编辑成书,着有《代数》、《三角》、《解析几何》、《数学难解题》等。  

更重要的是,卢作孚在广泛阅读古文、历史、地理、物理、化学等书籍的同时,还精读了学校图书馆所藏的国内外重要书刊,如卢梭的《社会契约论》、达尔文的《进化论》、赫胥黎的《天演论》,以及孙中山先生的讲演。他几乎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孙中山先生的《实业计划》和《建国大纲》,还特别抄下了《建国大纲》中的一段话,把它贴在自己的桌上,作为座右铭。他认定只有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才能救中国,于是在18岁时,就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,把救亡图存、振兴中华作为自己的志向。  

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最后被袁世凯篡夺了。年轻的卢作孚感到中国的政治改革难以推行,在1914年前往上海,寻找新的救国之路。他结识了爱国教育家黄炎培,在黄先生的影响下,卢作孚得到了一个新的结论:要使祖国摆脱政治的腐败和列强的掠夺,真正富强起来,只有唤起民众;而要使民众觉醒,就必须从发展教育开始。第二年秋天,卢作孚回到家乡,先后在合川和成都担任教师、记者和编辑。五四运动爆发后,他和挥代英、肖楚女等人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,还利用担任《川报》主编的便利,发表了多篇宣传反帝爱国的文章,在舆论界产生了很大影响。  

当时川军第九师师长杨森很赏识卢作孚的才华,邀请他到沪州担任教育署长。卢作孚乘机推行他教育救国的思想,创办了通俗教育会,并请挥代英、王德熙等进步人士任川南师范学校校长,实行教育改革,受到师生欢迎。1924年,卢作孚又被杨森聘为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。他积极地开展群众教育工作,办夜校、开讲座、搞宣传,忙得不亦乐乎。  

可是,当时的四川,还是军阀割据、相互混战的局面。不久以后,杨森被另一个军阀刘湘打败,四川又成了刘家的天下。接管成都的是刘湘的部下王缵结,此人认定通俗教育馆是杨森办的事业,所以不择手段地进行破坏。卢作孚无可奈何,只得放弃这项工作,回到故乡合川。  

这时的卢作孚,已经不是离开家乡时的那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了。将近20年的风风雨雨,使他对中国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,也能够冷静地思考自己所走过的道路。他终于明白了,把自己的事业同军阀联系在一起,是没有出路的。他常常对人说:“纷乱的政治靠不住,靠军人办教育,也无法建立稳固的基础。”他认为,四川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的落后,主要是交通的不便造成的。“蜀道难,难于上青天”,因此当务之急是发展省内交通事业。在对当地的自然条件、社会需要和客观可能进行综合分析之后,他认为从事内河航运,会比修建公路、铁路容易收到成效,而投资也相对少一些。  

他决定创办一家以经营航运为主的股份公司。  

1925年10月,在朋友们的大力帮助下,民生公司诞生了。新公司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资金缺乏。卢作孚在合川召开首次发起人会议,议定由发起人分头招募股金2万银元。可是,支持卢作孚的人,多半是两袖清风的穷秀才,而那些资金雄厚的商人士绅,却都在一边观望。最后还是合川县长带头,才募集到资金8000银元。卢作孚带着这笔钱到上海,打算订购一艘载重70吨的小客轮,可是一打听,这样的一艘客轮造价要3.5万银元!卢作孚急得一连几天茶饭不思。但他毕竟是个有见识、有气魄的人,经过冷静的考虑,他大胆地决定,先用5000银元购买发电设备,造福合川,使股东见到实惠;再用剩下的3000银元作为定金,与造船厂签订造船合同。卢作孚回到合川后就着手筹建发电厂,不久,电厂开始发电,合川县点油灯的时代结束了。这项事业的成功,为卢作孚赢得了信誉。  

第二年5月,新船在上海造成。卢作孚募足资金交付了船款,新船经过试航,上溯长江,经过无数的激流险滩,安然抵达重庆。卢作孚为新船取名为“民生”,表示他为实现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而努力的信念。7月23日,对于民生公司、对于未来的中国船王卢作孚,都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。这一天,披红挂彩的民生轮满载乘客,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,从重庆启航,当天下午便顺利到达合川,完成了65公里的处女航。卢作孚苦心筹划的重庆——合川航线正式开通了。  

民生公司以“安全、迅速、舒适、清洁”为服务宗旨,很受乘客欢迎。公司业务兴旺发达,人们看到投资航运事业有利可图,也就纷纷入股。1927年初,民生公司增加投资5万银元,又添购了2艘轮船,开辟了自重庆到涪陵的新航线。从嘉陵江支线起步的民生公司,从此进入了长江主航线。  

但是,卢作孚很快就发现,在军阀割据的四川兴办实业,依赖军阀固然要不得,可是完全摆脱军阀同样也办不到。你不去找军阀,军阀也要来找你的麻烦!  

民生公司的航线从重庆到合川,尽管只有几十公里,却跨越了两个军阀的防区,合川是28军师长陈书农的防区,重庆则是21军刘湘的防区。两个防区交界处的北碚镇,匪盗横行,却无人过问。航道通了,“人道”不通,民生公司同样无法顺利发展。所以,卢作孚只得着手去打通军阀的关节。  

合川这边还好办,陈书农为了本防区的繁荣兴盛和地方税收的增加,乐意支持卢作罕;加上卢作孚还不时给陈书农送钱送礼,所以陈书农甚至不惜派军队为民生轮保驾护航。可刘湘那边就麻烦了。刘湘同杨森是死对头,因为卢作军曾担任过杨森的民众教育馆馆长,所以刘湘把卢作孚看成是杨森的爪牙,处处同他为难。  

然而,当时的四川军阀中,要算刘湘的势力最大。卢作孚无法回避这个难题。他先是请朋友从中协调,不料刘湘根本不买账,开口就说:“杨森的人靠不住!”卢作孚考虑再三,决定亲自去同刘湘谈一次。朋友们都劝他不要去,说刘湘这人六亲不认,对卢作孚的成见又深,此去恐怕凶多吉少。  

卢作孚坚定地说:“为了‘民生’的发展,只有这一条路了。”  

刘湘当时住在重庆李子坝公馆。卢作孚上门求见,刘湘故意让他在客厅里坐了个把小时的冷板凳,才傲慢地踱出来,久久地打量着卢作孚不做声。卢作孚主动寒暄了几句,就开门见山地切入了正题。他庄重地说:“自民生公司创立以来,出入贵防区,常常因为航道不安全,影响了航运事业的发展。今天我登门拜访,就是希望刘军长能鼎力相助,在重庆与合川之间成立峡防局,保护地方上的安宁。”  

刘湘轻蔑地说:“为了两只破船,成立峡防局,值得么?”  

卢作孚针锋相对地说:“刘军长是四川人,自然了解四川的实情。四川政治闭塞,经济落后,科学文化不发达,都是因为交通不便造成的。要想繁荣家乡,当务之急在于发展交通,而公路、铁路投资太大,一时难以见效,只有大力发展航运交通,才是四川的前途所在啊!”  

刘湘冷冷地说:“我是四川人,所以我要统一四川。发展四川,首先要发展土产。我有荣昌烧酒房的泥金茶壶,有隆昌的白猪儿和川内的名贵药材,不靠科学也能发展,闭关也可以自守!”  

卢作孚对刘湘的愚昧一时也无可奈何。  

后来,卢作孚打听到刘湘不信科学,却信迷信,对算命先生刘从云奉若神明,拜刘从云为“军师”,言听计从。卢作孚灵机一动,决定以毒攻毒。他不惜重金厚礼收买刘从云,请他设法让刘湘转变态度。  

当时,刘湘同他的叔父刘文辉为了争夺地盘,矛盾越来越尖锐。刘从云乘机故弄玄虚地说:“古人道‘一林不藏二虎,一川不容二流(暗指刘湘和刘文辉两个姓刘的人)’。根据阴阳五行,相生相克,湘字是水旁,辉字是火旁,水火相克,要水盛才能灭火!因此,凡是与水字有关的事情,你要多多关心辅助。”  

刘湘听得神乎其神,懵懵懂懂地又问:“请军师明示,什么是与水有关的事情呢?”  

刘从云好像不在意地说:“比如卢作孚办航运,不就是水上的事情么!”  

刘湘如梦初醒,马上召请卢作孚、陈书农共商大事,决定合川、巴县、江北、壁山四县实行联防,在合川设立峡防局,由卢作孚担任局长。卢作孚凭着这个职务,首先以开辟航线的名义,获得了重庆到合川、重庆到长寿、重庆到涪陵等航线的专营权;然后,又规定了大宗货物如盐、山货、药材等都由民生公司统一装运。这些措施,使得民生公司在经营上取得了很大的优势,盈利也大大增加。  

打通了航线,只是发展航运的一个方面。当时同行中的竞争也十分激烈。除了民生航运公司,还有军阀的轮船和洋人的轮船。洋轮资本雄厚,军轮有后台撑腰,都很难对付。卢作孚分析了当时的局势,决定采取逐个击破的办法,第一步先解决军轮的问题。四川军阀虽多,最大的是刘家,也就是刘湘和刘文辉。刘湘已采取了合作的态度,剩下的就是刘文辉了。刘文辉的五哥刘文彩,是驻宜宾的清乡司令兼川南税捐总办,横行霸道,财大气粗,他有蜀通号、南通号、昭通号3艘轮船,并且垄断了从重庆到沪州和宜宾的航线,不许别家的轮船行驶。卢作孚亲自来到宜宾的刘氏庄园,送上厚礼,向刘文彩“借路”,希望能够得到自重庆至宜宾的通航权。刘文彩收下礼物,却寸步不让,狡猾地说:“我的轮船只在宜宾到重庆一线航行,从不打算到合川,你卢作孚就在合川到重庆一线航行,不也很好吗!”  

卢作孚同他谈不通,只得再去成都找刘湘。这一回竟得到了个意外的收获。原来,就在几天前,刘湘在自己的公馆内,抓到一个刺客,审问出来是刘文彩派去的。刘湘本来就想找机会吞并刘文辉,正好抓住了这刺客事件大做文章。刘文辉此时还不想同刘湘翻脸,所以忍气吞声地作辩解。他知道卢作孚同刘湘有合作关系,便想请卢作孚从中调解,于是大骂刘文彩不懂事,叫刘文彩无条件地将轮船卖给民生公司。刘文彩嘴上答应了,但是拖着不办。没想到刘湘的大军已经打了过来,刘文辉兄弟吃了败仗,退出宜宾,轮船也落到刘湘手中。卢作孚乘机同刘湘商量,将3艘轮船并入民生公司。其他军阀看见这个情况,也就乐意在刘湘面前卖个人情,将自己的轮船都卖给卢作孚。  

1929年,卢作孚当上了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。他利用工作之便,获得了其它轮船公司所没有的优势和特权。然后,他再以比较优厚的条件,吸引其它公司和民生公司合并。由于措施得当,到1935年,民生公司共合并、收买了39艘轮船,基本上统一了中国四川方面的航运业。  

同外国轮船公司的斗争是一场硬仗。英国的太古、怡和公司,日本的日清公司等,都是老牌的航运公司,他们串通起来,想用大幅度降价的办法挤垮民生公司。外国客轮将船票价格降到一半以下,甚至让乘客免费乘船,还赠送一把洋伞。洋人想用这种办法,把生意都抢过去,使民生公司无客可载、无货可装,只好关门。  

但是,外国老板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得逞。因为外国船员一向拿中国人不当人,随意打骂欺凌。卢作孚就看准了这一点,教育民生公司的船员一定要尊重乘客,平等和气,并且对船员的服务质量进行专门培训。为了保证服务质量,卢作孚常常亲自上船,和船员穿一样的衣服,干一样的活,以身作则,对乘客态度和蔼,问寒问暖,扶老携幼,端茶送水,甚至为乘客提行李,打铺盖,还热情地向乘客介绍沿途的名胜古迹、风土人情。当人们知道这位跑前跑后的热心人就是民生公司的总经理时,都十分感动。乘客们都感到,乘中国船不仅生活上便利,更重要的是人格上受到尊重。所以大家都愿乘民生公司的船。有许多乘客宁可多住几天旅馆,也要等到民生公司的班船。  

同时,民生公司也尽量降低票价。这样必然影响到公司的利润。但是全公司职工都憋着一口气,一定要把外国佬的气焰打下去!大家纷纷表示,宁可少领工薪、不要年终奖金,也不能让公司垮掉!这使卢作孚更坚定了同外国轮船公司斗争到底的决心。他常常几个月不领薪金。他一再对公司职工说:“我们要鼓足勇气,提高信心。凡是白种人做得到的,黄种人也一定能做得到!凡是日本人能做得到的,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!”  

卢作孚还利用航务管理处的名义,收回了原来由洋人把持的海关巡江公司窃取的航务管理权,对外轮在川江航行采取了限制措施,规定凡是外国轮船进入四川,必须向航务管理处申报,要接受中国士兵的检查,遇到木船要减速行驶,如冲翻中国船只,应赔偿一切损失……开始,外国轮船还想摆洋大人的威风,拒绝接受这些条件。但卢作孚强硬地表示,凡未向航务管理处申报的外国轮船,一律不准装卸。因为码头工人都是中国人,都执行有关规定,所以外国轮船也就不得不服从航务管理处的管理。因为无利可图,外国轮船终于逐渐退出了川江航运。  

在这场斗争中,民生公司不但没有被挤垮,反而得到了大发展。短短10年间,民生公司发展到40多艘轮船,开辟了9条航线,西到宜宾,东到上海,在长江沿线各大中城市都设立了分公司和办事处。  

九一八事变后,全国抗日情绪高涨,卢作单不失时机地提出了“中国人不乘外国船、中国船不装外国货”的口号,使中国的航运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。民生公司更明确地提出了“服务社会、便利人群、开发产业、富强国家”的企业精神。正是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支撑下,民生公司在抗日战争中,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重大的贡献,抢救了大批国家财富;而民生公司也因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:100多名员工壮烈牺牲,60多名员工光荣负伤,16条船被日军炸沉。  

到40年代末,民生公司已拥有140艘轮船,3个附属企业和95个投资企事业,成为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。  

卢作孚也成为名副其实的“中国船王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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